哈工大举报事件：批评的焦点不应只在学生身上

近日，哈工大20名学生因翻墙使用VPN而遭到处分的事件引发了广泛热议。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名女学生在保研时排名刚好未能获得名额，差一名次。她整理了那些位于她前面的同学的VPN使用记录，并将其举报，结果这20人都遭到警告处分，这也导致他们的保研资格受到影响——因为大多数高校在推免中的规定明确提出“无任何受处分记录”是首要要求。讽刺的是，这名举报者自己也使用过VPN和AI工具，只是在那几天没有被系统发现。校方至今没有公开确认举报与处分之间的关系，而流传的截图也数量有限，真假难辨。然而，事件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反响，正是因为其可信度极高。

许多人对举报的理由感到不可思议，最初的反应是大笑，认为这一行为太荒谬，不可能被学校重视。但是，这个事件的核心并不在于学校是否重视举报，关键在于，一旦学校启动复查，那些被举报的人的保研资格就会从“已确认”变成“待确认”。对于保研资格边缘的学生来说，这种“待确认”的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机会。一旦查实，前面的同学会被清除，自己就有机会递补；而若查不实，自己最多只是花费了一些时间。因此，举报者有可能不仅没有风险，反而争取了一个名额。这种举报的方式让人感到恐惧：它成为了一种几乎没有代价的竞争策略。

事情让我想起一个网络上的故事。故事中有个在监狱里的儿子，为了被评为劳动改造积极分子，竟然举报了自己的亲生父亲。父亲为了心疼儿子，过节时把火腿和牛肉留给儿子，结果儿子又举报了帮忙传递的人，原因是举报“活动无限制的人”是有奖励的。管教说，尽管他心里清楚举报父亲会导致父亲受罚，但为了个人目标，他仍然采取了这种做法。

这样的举报会有奖励吗？积极分子最终得到了奖励吗？管教表示，当然会奖励，并且还会在会上表扬他。举报自己父亲这样的行为被视为“优秀典型”。这让我感到不寒而栗的地方在于，这种“奖励机制”本质上只关注你举报的线索是否有效，而不去探究你举报的动机和对象，与揭发所破坏的人际关系无关。

回到哈工大的事件，其逻辑几乎是一个镜像：虽然举报并不会加分，却足以将前面的同学挤出局，使排名提升。重要的不是学校是否重视举报，而是复查一旦启动，名额的悬而未决就带来了操作的余地。网络上对举报者的谴责声络绎不绝，认为其阴险、过于自私且道德沦丧。这种批评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的根本在于，正是这套制度将举报打造成了性价比最高的竞争策略。

保研名额有限，每个学院每年只有那么几个名额，稍微的绩点差距就可能导致被淘汰。在这种竞争异常残酷的环境中，学生的选择实际上有限：要么拼成绩、论文、竞赛，要么寻找机会举报对手，清除竞争者。而“思想品德”作为一项隔绝选拔的规则，最初是为了挑选德才兼备的人，反而成了被利用的工具。然而，什么才算是“品德不合格”？使用违规电器算不算？体测找人替考算不算？几年前在社交媒体上说错话算不算？这些几乎没有边界的标准让校方的解释权与学生的举报权产生了紧密联系，只要有人举报，被举报者的资格便进入了“待定”状态，即便最终未查出实质问题，对该同学的时间和心理造成的伤害已然发生。

在更大的框架内，近些年高校“以举报代替管理”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学校甚至制定了“盯人”管理办法，安排神秘学生进行观察；有的期末考试干脆给学生出题让他们选出翘课的学员。某些地方的高院也明确指出，学校通过物质奖励促使学生互相检举，“客观上形成了以举报代替管理的效果”，这种缺乏边界的检举环境不仅使同学之间产生了防备和猜忌，还对人格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一旦一个系统习惯性地将举报视作管理工具，以检举当作忠诚度的试金石，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被潜移默化地告知：揭发他人是可以有收获的。这种获利会以分数、排名以及表扬的形式出现。然而，被揭发的人是否真正不良，揭发者是否怀有正义感，都没有得到认真审视。

正如监狱的管教所言，这样的环境是对人性的考验。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人性总是经受不了考验？因为考验人性的从来不是人性本身，而是那种鼓励背叛、默许撕裂的制度设计。回归到哈工大的事件上，举报者是否应该受到批评？应该。但是如果批评仅停留在“这个人真糟糕”的层面，而忽视了背后的制度根源，那么下一个保研季，同样的事件依然会重演，只是换了地点、学生和举报理由而已。

真正需要深思的是，为什么一个原本旨在维护网络安全的规定，反而成为了保研竞争的武器？为何学生查阅境外文献和使用AI工具的正常需求需在违规的边缘徘徊？“思想品德”的考核标准为何如此模糊，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攻击他人？为什么审查如此容易启动，而撤销审查、恢复清白却那么困难？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不弄清楚，单是谴责一个举报者并不能阻止下一次的发生。改变根本，才能真正解决问题。